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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讀到所謂「犯人」之一的樊宰底(B.Vanzetti)的「自傳」,裡面有這樣的話:「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,每張口都有麵包,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,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。」我非常激動,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。

 

我沒有家,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,我到各處去看朋友,還寫一些「旅途隨筆」。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,不停地寫作。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:「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,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,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,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,它們使我的手顫動。我不停地寫著。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: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,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,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,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。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,似乎許多、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。我忘了自己,忘了周圍的一切。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。我時而蹲在椅子上,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,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。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《家》和其他的中篇小說。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,他們鼓勵我,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。」這就是我作為「作家」的一幅自畫像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的戰爭,使我換了住處,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,也沒有停止寫作。

 

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《第四病室》的時候,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:「變得善良些,純潔些,對別人有用些。」

 

她隨手把這本雜志翻了幾頁,無意間看見了下面的幾句話:「……我想最要緊的,我是一個人,同你一樣的人……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。……我不能相信大多數人所說的。……一切的事情都應該由我自己去想,由我自己努力去解決。……」原來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劇本《娜拉》。這幾句話對她簡直成了一個啟示,眼前頓時明亮了。她明白她的事情並沒有絕望,能不能成功還是要靠她自己努力。總之希望還是有的,希望在自己,並不在別人。她想到這裡,覺得那一切的絕望和悲哀一下子全消失了,她高興地提起筆寫了下面的一封短信:

 

對於老太爺的病,醫藥並沒有多大的效力。人們便求助於迷信。在某一些人,事實常常是這樣的:他們對於人的信仰開始動搖時,他們就會去求神的幫助。這所謂神的幫助並不是像許願、求籤等等那樣地簡單。它有著很複雜的形式。這些全是由簡單的腦筋想出來,而且只有簡單的腦筋可以瞭解的,可是如今都由關心老太爺的陳姨太先後地提出來,得到太太們的擁護,而為那幾個所謂「熟讀聖賢書」的老爺們所主持而奉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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